關於植拓理論與財產權起源及社會規則
除了 Hayek, Mises 外，國內少見奧國學派經濟學者的翻譯著作，國內有出版社願意出版由 Walter Block 所著的《百辯經濟學》一書，算是相當不容易的了。個人粗略地瀏覽了「百辯經濟學」一書，覺得這本書的內容，直到今日還能直指許多人缺乏經濟知識而錯誤解釋問題一事。但關於其書中多次引用的「植拓理論」概念，我卻有許多意見。
黃春興教授在為《百辯經濟學》一書所做之導讀中提及，「植拓理論」為自由人主義關於私有產權起源的理論假設。對於此點，我不表認同。個人以為，從 Hayek 等人對私有產權的研究來看，植拓理論不能視為自由人主義關於私有產權起源的理論假設，甚至於，此種看法是對財產權起源研究的退一步發展。我曾為此去函請教黃春興教授，黃教授說明道：「植拓理論是 Rothbard 發展出來的， Hayek 的確不是這樣看待財產權理論。」
依 Hayek 的研究指出，私有產權的起源和貿易是密不可分的，從數萬年前，人們開始有交換行為時，便產生了「貿易」以及契約。人們透過這數萬年貿易行為的經驗學習到，遵守契約是有利於生存的。更有甚者，契約的選擇，決定了利潤所得的高低。「生產者為使自己的利潤最大化，必然要掌握交易方式的選擇知識。選擇跟願付出高價格的消費者交易，才能取得較大的利潤」。為此，產生了複雜的契約形式與型態。最後，這些契約，開始形式化、條文化，最後形成了私有財產權的法律制度。(不要命的自負。Hayek, 1988/1995)
德國法學家 Radbruch 在更早期的論述中得到了相同的結論：「高度形式化的法律關係產生於貿易世界，而這些法律關係流傳至今已非原貌」。(法學導論 (王怡蘋與林宏濤譯)。臺北:商周。德文版 1929/中文版 2000)
個人以為引用「植拓理論」為私有產權起源的理論假設雖然方便，但也因為太過方便，而失去了內容的深度。因為私有產權的的發展順序與型 態，在不同民族之間，是有千差萬別的。有些私有產權的概念，可能是基於植拓理論所表示的那種想法而產生，但有些私有產權卻是基於所謂的「迷信」、天譴之上。(個人並不以為所謂「迷信」就是不好之事)
個人以為， Rothbard 發展植拓理論並用於對財產權的見解，甚至與其師 Mises 的見解有所扞格。據我所知，Mises 對於財產權的見解，可見於「經濟學的最後基礎」一書，「關於法律術語的評判」、「消費者主權」兩節中。Mises 指出在市場經濟下，所有權的取得，來自消費者的「委託」。在市場經濟的生產過程中，由消費者決定要生產什麼以及由誰生產，生產者的所有權之取得與保持，來自消費者的委託，唯有當生產者能有效利用生產資源為消費者服務的情形下，生產者方得以維持其所有權。
而在市場經濟的生產過程中，資源轉移又仰賴於正規的交易。於是，伴隨著市場經濟生產過程而來的交易行為，將「消費者與生產者間的委託關係」訂於契約之上。個人相信， Hayek 由此指出，財產權與貿易行為間的密切關係，並回到經驗主義的範疇中，提出了 Hayek 自己的財產權觀點。
由此觀之，則 Mises 和 Hayek 的財產權觀點是相通的，但卻與植拓理論扞格。從 Menger, Mises 到 Hayek ，我認為奧國學派有一套可以從主觀價值理論、迂迴生產過程到自發秩序之一貫的理論脈絡，而這個理論脈絡足以深入地認知財產權起源與發展的內涵。如我一開始所言，植拓理論在解釋上太方便了，缺乏奧國學派傳統上所具有的內容深度。不像主觀價值理論是根基在人的行為元範上，不像迂迴生產過程緊密結合在人的生產、分工與交易跟行為上，更不像自發秩序那般延遠流長如具生命力一般。而這些都是在同樣的脈絡下一貫發展出來的。
黃教授在回信最後說道：
本來，若是市場運作，是沒什麼審判的。在文化演進下，市場的邊界定義在自願接受下；但是，司法會將人們強制圈在一個邊界之內。司法都如此，更不必提到立法和行政。所以，自然演進到司法之間是存在一點狹縫，而這狹縫就是是否需要接受J. Locke的理論。也就是說，是否一定要處理那些違背社會規則的人？是否私刑會導致更多的私刑？
個人以為，唯有當所謂「社會規則」是由全知者所制定時，才可以不容許任何人違背。社會主義者、泛靈觀者的法律概念是「法律所未規定者，皆不得行之」。但是，我們實際上不存在這種規則、不存在完全不許任何人違背的規則。甚且，我們之所以否定私刑而要求訴諸「社會規則」，也僅是認定社會規則比私刑更加公平有效，進而將此兩者設定為替代關係。然而社會規則一定比私刑更加有效嗎？又私刑是否必定殘暴不公平呢？
再者，「規則」一詞本身就帶有「社會性」意涵，『個人們合作所引起的情況，就是社會這個概念所指稱的情況』。將「社會」一詞冠在「規則」之前，是否意圖塑造一個唯一的、權威的規則，此規則不允許其他「非社會規則」淩駕、違背它？
最後，我們是否看錯了事物的本質，也許從自然演進到司法之間所存在的，並不是一道狹縫？而該反過來問，從自然演進到司法之間存在的是一大片混沌地帶，而兩端的邊線才是黑白分明的？例如有些我們認為「不錯」之事，不過是我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結果。而我們認為「對」的事，也不是每個人都心甘情願接受的。所謂的黑白分明、對錯分別的情形，其實並不像我們習慣上所認知的那麼清楚。
對於上述所言，我以為 Hayek 用「寬容」一字，用得真是好。 Hayek 用「寬容」一詞替代「自由」一詞，很直接地指出當他人的行為不符合目前的某些規範時，我們應當寬容以對，違背者並非一定要處罰 (不論公審或私刑)。且這樣的態度，也是制度演進所必須的。
最後補充個人在服兵役期間的一些感想。軍中雖然三申五令強調依法行政，禁止不當管教。但軍法甚嚴、軍規甚繁，很多事情如果真的一切按軍法辦理，那麼甚至會影嚮到部隊的運作。我們國軍也自有一套內規，本來該上呈關禁閉的，長官壓住改禁假處分；本來該禁假的，學長壓住改勤務勞動。其實就是讓違規者在軍法與內規中選一條走。內規用得好，比軍法更易讓裁判者及受罰者接受；但罰過頭就是「不當管教」。同樣地，軍法用得好自然有公開公正；但過於嚴密，便使人如同生活在集中營。